黄振涛：垂暮之年对学界的忧思——致杨玉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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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杨玉圣先生：
   
您好！久闻您的大名，在深为您捍卫科学尊严的正义之举感动的同时，也让我对您产生了很强的信赖感，从而让我这位多年来深受学术造假残害的77岁的老人从您的身上看到了希望，请您帮助我共同将揭发学术造假的丑行进行到底。
      
首先我先作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本人黄振涛，77岁，沈阳农业大学植保学院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研究员，国家抗锈杆病专家，曾获“文革”后1978年首届国家科学大会奖，会上交流的成果是1956-1965年、1973-1976年我国小麦秆锈菌生理小种区系鉴定和消长分析。
   
我想揭发的学术造假现象的行为主体是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免疫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依然是作为为人师表典范的博士生导师、现年53岁的教授XX。他早期的博士论文大部分剽窃了我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自编的植物免疫研究所科技成果及论文摘要汇编里将我们原来1978年的科学大学奖的文章加上了他的名字，那个时候他并未调到沈阳农业大学，简直是笑谈！当年参加这项让世界震惊的工作的科学们多已作古，而我依然健在，这种明强豪夺的强奸科学光天化日下扭曲事实真相的急不可待的行为让人发指；还有他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是我的研究成果，他将我的名字列在了他的名字后面私自发表，并未经过我的同意。教育部周济部长在2009年3月15日提到对学术造假行为“零容忍”的讲话中谈及的造假行为，几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科学的任何一个小小的进步、小小的超越，都是在前人的努力下完成的。这其间有太多的默默无闻的为科学奉献毕生的科研工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思想都是对科学的进展、社会的进步有同等的贡献的。同时，科学的要旨是唯真求实，科学的发展是有广阔的空间的，有太多的思路跟方法可以沿着前人的足迹去走，刻苦努力，锤炼自己，踏踏实实为祖国为世界多作工作，才是科研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可是，整天想着从别人研究成果中剽窃的人不配作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学术上精湛、一个有素养真正为人师表的人，才有资格作导师。他不配这个导师的称号，当一个人脑子里只有剽窃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怎样的思路跟作人的精华要传给我们未来的栋梁们？
   
古人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时常在想到了我这把岁数，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了。我反复问自己我到底图什么，我心里确实放不下我们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从事的科研工作，我更希望现在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的领导导师能够真正担当起这个重任，作出表率，或是真正具备这样的资格。当年为科研工作的一幕幕往事，科学大会上我们的报告迎来的热烈的掌声，祖国的每寸土地我们抗锈秆病攻克小组曾滴下的汗水，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的执着。是对祖国的热爱让我饱含热忱努力的工作，是对科学的尊重，让我对事业始终如一。这种对祖国对科学事业无悔的挚爱，支撑我在此给你写了这封充满热情充满希望的信，还祖国的科学一个春天，这是我垂暮之年每天都在思考的，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