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中中国现实，凸显批判方法

漱石

作者：吴晓明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讨论，在当今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它意味着开启一种坚定的自觉，即对于自身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必定一方面是批评性的——它要求批评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引导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唯经此二途，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始能够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就像19世纪末的“历史科学”开始摆脱它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一样。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并不是一个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换言之，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某种语文学或术语学的问题（虽然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按其本性来说，这个议题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它提示着并且要求深入于这样的内容之中。因此，这个议题的核心点在于：当今中国的学术话语如何能够真正契合、切近和开启这种“实体性”的内容本身，并从而使这样的内容以学术的方式被课题化。

这里所谓的“实体性”内容是指什么呢？大致说来，它是指当今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不仅如此，由于这样的问题和经验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依此定向而被构成，所以，关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全部探讨最终都不能不归结为“社会现实”这个主题，即归结为：这样的现实是被揭示出来呢？还是被掩盖起来？由此便形成一个基本的尺度，依循这一尺度方始能够对学术话语进行必要的权衡，并对其体系之建构作出实质性的定向。

我们时下所面临的学术话语问题不仅非常广泛，而且似乎还在不断涌现。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医学和西医学对话的高度困难，因为——举例来说——两者所谓的心、肝、脾、胃、肾等等所指称者不仅根本不同，而且是在全然相异的思想体系中被规定的。当有的学者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天”定义为“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时，这样的定义也开始变得非常可疑了。如果撇开传统的思想而论及当今的事情，问题就表现得更为复杂。因为在这里，似乎任何一个事物都会牵扯到古今、中西之辨，任何一个名称、定义都会牵扯到整个相异的理论体系，从而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牵扯到实际上更加错综的纠结。这是一种挑战，这样的挑战还会长期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挑战把我们引导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任务上来的。

如前所述，这个任务的真正核心乃是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所以特别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技术性质的，也不是能够通过某种人为的设计来进行安排的。如果把它当做一种理智的技术设计来想象、来操作，那么这几乎必错无疑。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肯定与此不同，它首先是思想的事情，而真正的思想总以切中现实为旨归。就此而论，则这一建构任务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和障碍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外部反思”。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从来不能真正地深入于内容本身，它只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抽象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应当承认，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这种“外部反思”的语境中。由于抽象的外部反思不可能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它不是开启思想而只是阻断思想——使思想完全停滞下来。在社会现实被遮蔽起来的情况下，所谓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也就陷入了晦暗之中。然而，如果没有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将在何处措其手足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它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要丧失殆尽吗？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就谈不上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了，因为这里已不复存在真正的话语问题了。

由此便显示出批判方法的绝对重要性。“批判”之最简要、最基本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黑格尔说，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非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前提和历史界限。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立场“截然相反”，但他们都试图通过批判的方法使研究深入到“社会现实”之中。外部反思的观点是完全非批判的，由于它从未真正触动并深入到现实的内容之中，所以它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现实前提和界限是根本无知的。而当这种无知被当成是“良知”时，社会科学的研究便不得不屈从于完全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批判一事的根本重要性就在于：舍此便不可能揭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便不可能再来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例如，众所周知，作为西方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原子个人”——它是以抽象的“人格”或“人格性”（personality）为基准的，并且从文化上来说是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依照此例而不假思索地来谈论当今中国的“个人”，并把它当做研究的自然前提，而不是使之进入到真正的批判性分析之中，那么，这样的“个人”似乎就被理所当然地附会于近代西方的“自我意识”，并与康德意义上的“法权主体”和“道德主体”没有分别了。然而，我们能够指望这样的“主体”由于一个漫不经心的用词就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中国吗？我们能够指望在完全未经澄清前提的脆弱基础上来建造社会科学研究的庞大建筑吗？最后，我们能够指望非批判的、外部反思的观点有能力开辟出一条理解社会现实的道路吗？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首先体现为一项思想的任务，这项任务的主旨就是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将特别地倚重批判的方法，那么，实现这一任务的路径——例如“学习”、“研究”、“对话”等等——就不能不是批判性的。然而，就学术的总体来说，无论是批判的方法本身，还是批判性的学习、研究和对话，归根到底都服从于切中社会现实这一主旨。唯因这一主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方始成为一项具有原则高度和内容深刻的任务。至于这种话语体系的形式方面，我们可以在贯彻上述思想任务的同时期待它自行造成。晚年海德格尔意识到，自铸新词是无益的，他还引证威廉•冯•洪堡的话说：“一个民族也许可以通过内在澄明与对外部境况的守护，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以至于它借此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崭新的语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