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曲解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

漱石

作者：汪信砚

在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即主张“政治淡出，学术凸显”，这似乎“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既然是“流行话语”，为什么人们又“心照不宣”呢？个中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因而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又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些人又不便于明讲。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与一些人的判断相反，它不是什么“学科意识觉醒”的产物，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批判和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面对上述所谓的“流行话语”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的冲击和挤压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你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学术或学问，我就努力按照你的标准使它成为学术或学问。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所诉求的“学术性”到底是指什么呢？“学术性”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它既可相对于“政治性”而言，也可与“现实性”相对待。并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经常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所中介。一些人之所以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就是因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频频出位，沦为现实生活中个别事件的论证手段或辩护工具。而为了迎合“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流行话语，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连，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干脆对现实生活乃至整个外部现实世界采取一种规避的态度，这也是不可取的。他们所诉求的“学术性”，说到底就是一种不仅无关乎政治而且也无关乎现实的、空洞无物的学术的自我规定性；他们所谓的“学术性诉求”，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者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成为一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毫不关心的、走着纯粹思想自我构成道路的智力游戏。这样一种“学术性诉求”，实际上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完全相悖谬的、纯形式主义的追求。

由于一开始就陷入了缺乏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的形式主义的泥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学术性诉求”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包装”。而且，他们进行这种“学术包装”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既然通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大门已被关闭，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途径似乎就只能是回到文本。同时，由于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共同关切和共同的理论旨趣，人们在回到文本的过程中又得出了“多元化”的结论：有人发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马克思”，有人解读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对立”，有人强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个或那个“语境”，有人要重建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论”，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种或那种“哲学”，还有人倡导对马克思进行这种或那种方式的“阅读”。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新词新说争雄斗胜的局面。对此，有人称之为“概念的竞技场”，也有人把它叫做“词藻的盛宴”。它们或许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李四的哲学创新，却断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联系到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然不知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沉迷于上述那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定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要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破除那种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关系的狭隘看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取“真正的内容”。所以，我们既反对像过去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作单纯的政治注解，同时也不赞成这种走向纯形式的所谓学术诉求。其实，哲学研究不仅不能脱离现实，而且也不应回避政治。比如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建设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现实。如果要让这种“政治”也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那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或合法性本身就会受到挑战和质疑。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