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道德规范课的悖论

漱石

在北京大学，学术道德规范与科技论文写作是研究生的必修课。同时，学校还倡导不同学科的资深教授和热心学术道德教育的教师，主持本学科的研究生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类课程。

北京大学对学生的学术规范教育，可谓煞费苦心，居然将其纳为必修课，也就是说，如果这门功课不通过，研究生是毕不了业，也拿不到学位的。可是，如若一名学生在通过这门课的考试或者完成这门课的作业中，有作弊和抄袭，但老师没有发现，给他一个很高的分数，那么，这名同学的学术道德是高还是低呢？——按必修课成绩，当然很高，可按他的实际学术规范，却根本不及格。还有，如果一名同学通过了此门必修课，却在发表的论文和撰写的毕业论文中，有学术不端行为，那么，怎样评价通过学术道德必修课却学术不规范这一矛盾呢？另外，假使某个给同学上学术道德课的老师，就学术不端，这给学生的教育，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不是笔者杞人忧天。现实中早有这样的教训。比如，众所周知的思想品德课，就是用平时作业和笔试来测评学生的“思想品德”分数，就有同学在考试中作弊，然后得到很高的思想品德分数。这简直是对思想品德的绝妙讽刺。

通过上课，来教育学生养成学术道德规范，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学生“记住”学术规范， “表明”学校重视对学生的学术规范教育，但就如有些学校也要求考学生对校规的掌握一样，事实上学生却根本不把校规当回事。这种教育，是难以真正让学生养成学术规范意识，并认真践行的。

真正有效的学术规范养成办法有二。其一，导师负责制。这不是名义上的某个学生有硕导和博导，就是导师负责制。真正意义的导师负责制，需要导师有招生自主权、培养、管理自主权，同时赋予学生自治的权利，可以评价、监督导师的行为。这样，通过导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学术研究，培养学生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就当前而言，导师很难负责——没有招生自主权 (硕士招生和博士招生都需通过统一的笔试考核)，没有培养自主权(研究生上什么课程，在求学期间达到怎样的要求，都由学校规定)，甚至没有毕业答辩评价权 (对研究生的论文实行匿名盲审，同时有的学校实行答辩导师回避制)；学生也无权评价导师——导师要求自己打工，不敢违抗；导师要求所有论文都署上他的姓名，更不敢拒绝。严格说来，师生关系已经变异。

其二，学术本位管理。导师负责制无法推行，在于大学没有学术本位管理，而以行政为主导的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配置模式，正是大学学术不端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这几年来，在急功近利的学术政绩思维影响下，抄袭、造假在学术界有蔓延之势。对于学生来说，这种现实的教育，是比灌输、说教更“生动”、更“深入人心”的——在目睹不少“学者”以造假手法、抄袭手法获得学术利益，即便事发却依然毫发无损；另一些学者坚守原则，却拿不到课题、通不过考核、生活艰难之后，还有多少学生愿意干干净净做人而等待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来源：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