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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中的浊流:学术腐败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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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9 15:55:2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作者:宋雪梅 王静

学术腐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同现在对于社会诚实信用问题的探讨一样,虽然匪夷所思,却进行的如火如荼。

高等学校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曾被玷污的"象牙塔",然而现在不断有各种抄袭、剽窃以及学术造假行为见诸报端,其造假手法日渐"高超",令人大跌眼镜。

虽然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造假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当一连串缺乏学术道德的行为被纳入人们视野,甚至要成为普遍现象时候,我们很有必要在意识被麻木之前做一下深刻反思。这种大范围的学术造假形成的腐败已经不可小视,因为它不但影响到下一代成长,还将严重腐蚀我国的人文环境和民众科学素养。

学术腐败面面观

所谓"学术腐败",是人们对各种不道德、不诚实学术行为的一种针砭,指的是某些学者著书立说时的着意造假、变相抄袭、废话连篇以及为了谋求发表、出版和获奖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将其称为腐败就在于其背后存在的经济利益。目前,人们公认学术腐败主要表现形式有四:

一是抄袭。抄袭剽窃他人之作,似乎已成为一些大学校园里公开的秘密。在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中国第一家学术批评网站的创办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说,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外人不入其中,难知抄袭之"精妙":有系统抄的,有局部抄的;有抄今人的,有抄古人的,有国人抄外国人的,也不乏外国人抄国人的;有老师抄学生的,更有学生抄老师的;有抄得"巧妙"的,有抄得"笨拙"的;有掐头去尾,有的则干脆"全抄"。二是拼凑。一些人以数不清的学术头衔包装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极不端正,虽身在学术界,却心有旁骛。或热衷于浮名,或竞逐于市利,或垂涎于权势;表面看整天东奔西跑,"研究工作"搞得轰轰烈烈,而事实上玩的是学术游戏,耍的是"鹦鹉学舌",虽也有不少的"论文"、"专著",但细考起来,一点真知灼见也没有。

三是制造"学术泡沫"。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学术研究成果当然是多多益善。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有的人倾其一生都难有所成。一代学术大师郭沫若、孙冶方、范文澜、何其芳等就干脆提倡"一本书主义",主张坐得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多年最终写精一本书,倡导宁缺勿滥的治学态度。

可现在,学界浮躁之风日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断上马,粗制滥造的著作风行天下,有的学者动辄以"著作等身"夸耀自己,更有少数学者竟号称自己"著述过千万"。而其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大部分不过是翻样的"学术泡沫"。更有甚者,个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导师自己在外逍遥,组织自己的弟子们每人几章编写教材作为自己的著作。学生们对于自己负责的领域未必熟悉,而且编写的教材既不署名又无利润,所以东拼西凑在所难免,而且已经有导师兜底撑腰,抄出点笑话也无所谓了。四是学术交易。学术交易相对于学术腐败的其他形态而言,是更让人痛心的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

一般的抄袭、拼凑和做"伪注"不过是单向度的学术道德败坏的行为,被抄袭者仍然是受害者。但学术交易使学术同普通物品无异,可以自由买卖。买者和卖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动,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贻害面面观

当下的学术腐败已经渐成规模,抄袭者级别也"越来越高",学生、讲师、教授、博导,甚至校长级人物。从王铭铭"抄袭事件"回顾过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博导杨敬安等等,其头衔越来越让普通百姓无法理解和接受,其对社会的危害更是方方面面,令人心寒。

对学生的贻害令人心痛

学生不但是学术腐败的主体,同时也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高校中,学生论文的抄袭行为甚嚣尘上。学生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重复他人已有的观点、学术论文撰写的不规范等等,或者即使论文没有抄袭的痕迹,仍然是没有丝毫价值的废纸一堆。日前某些学校学生到网上定做论文竟然也能通过毕业答辩一事披露,暴露出一些高校在学生思想教育和业务培养上的失责。如果指导学生论文的导师对学术研究持严谨的态度,没有任何价值的所谓论文是不可能通过导师而过毕业关的。因此,很多学生慨叹他们既使想认真做论文,也没有老师愿一心一意做指导。

对学术研究自身的戕害

学术腐败最初可能仅仅是个体的暗中腐败,但逐步演变就会成为一群"志同道合者"心照不宣的相互帮扶和提携,到最后就是社会从上到下公开的腐败或者已经不称之为腐败。在前两个阶段,腐败还不能大行其道,我们还能够依靠反腐败机制来控制;如果达到了最后阶段,腐败已经通行于社会,此时清正的官员将是社会的异类,他们不再占据主流,就象癌症进入了晚期,社会将无药可救。学术腐败如果登峰造极,其淘汰的将不是学术的败类,而是学术的精英。一旦掌握学术评审权力的人和处于学术评价体系顶端的人开始腐败,其危害将一日千里。"学术腐败"不仅破坏学术研究的规则,腐蚀学术队伍,阻碍学术大师的产生,而且还会遏制一个民族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

对科学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

学术腐败违反社会公正原则,破坏了社会机制中蕴藏的人们相互竞争的游戏规则。在我国加入WTO的大形势下,社会发展将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机遇,国际间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如果不建立激励创新精神的人才选拔机制,不高扬社会的公正原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失去凝聚力,科研人才大量流失。而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等学术事业关系着国家的命运,人才流失所导致的直接是社会科研水平的下降和生产力的后退,其后果不堪设想的。"逆向淘汰"只能给精于钻营之徒制造示范效应,同整个社会的期望值背道而驰。

学术堕落追根溯源

浮躁的社会风气

有人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急功近利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学术腐败现象滋生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在学术界的必然反应。

回想近些年学术界制造了多少文化垃圾,而这些垃圾又为这些垃圾的制造者戴上了多少桂冠,我们就不难明白,学术腐败何以滋生。在一种普遍的浮躁和焦虑的社会心态中,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耐得住几十年的寂寞去从事一项未见名利收益的事业?还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以一种寂寞的耕耘者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

更何况目前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途径已经大大丰富。恰恰"学而优则仕"或者"学而优则商"都优裕于固守校园潜心研究的学者。"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学者一旦下海之后,有职有权者利用公款出书,出了书,评职称便有了资本,又可参加评奖,有了奖项,便可作博士导师、拿政府津贴,甚至成为"有贡献的专家"。

而"仕而优则学"则是官员们看中了博士和硕士头衔对自己晋升的好处,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硕士、博士。

近来,随着单位和企业鼓励在职人员继续学习,许多高等院校出现了一股"充电热",在职研修研究生、博士学位的人数迅速激增。

"在职研究生什么人居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陆善镇曾分析说:"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有权的,一类是有钱的。这两类人恰恰是时间比较紧张,工作、商务非常繁忙的人。在校生要用全部精力才能完成的学业,在职生只用不到30%的时间就能完成,质量如何不下降!"

还有一种怪现象更是让人大跌眼镜。首都北京高校名校云集,但是一些外地高校的在职研究生集中培训点却纷纷开设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企业老板舍近求远,读上了外地的在职研究生。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谁知道参加考试和写论文的是他本人还是秘书?"即使在本地学习的人,一旦取得入学资格后,便"黄鹤一去不复返",除了参加典礼之外,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知情人士透露,有的在职研究生,学术论文像读书心得;更有甚者,考试时偷梁换柱找替身。有的官员不但从来没有上过课,甚至论文都是秘书捉刀代笔。对于他们来说花钱不但可以买假文凭,也可以买真文凭;作为领导同志又可以挂名,通过自己从未问津的科研工作沽名钓誉。当权力和金钱充斥校园并且能够摆平一切时,学界世风日下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扭曲的学术评价体系

社会的浮躁风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界的治学风气,毕竟同为学界中人看到他人的腰包渐鼓,不少人难以心如止水,不为所动。可为什么会有收入上的差距,这就牵涉到了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现行学术评估体系过度量化论文是不断催生学术不正当行为的根源。由于论文数量跟老师的职称评定、学生能不能毕业紧密相连,而职称又和现实的利益比如申请住房和工资水平捆绑在一起,这里面会产生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实际上参与论文评审的专家们并不是全才,他们只是自己研究领域的权威,对于其他的学术问题一样知之甚少,由他们去肯定学术研究是否有创新和价值对他们一样是勉为其难。所以我们的学术评价一直是注重数量而无法关注质量。质量的好与坏只能看发表文章的刊物是不是"核心"刊物。可是谁又能保证核心刊物的运作不受权利和金钱的左右?设若与职称挂钩的收入出现的差别属于正常的学术研究水平和科研能力造成,对于我们清贫的学者们或者是一种激励。但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只以论文数量多少作为职称评选的指标,这种标准的扭曲对学者的导向性作用极为恶劣。

要求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发表论文若干篇就更加不合理,且不说我们的研究生是不是真有这种科研能力,即使真有这种能力,我们仅有的几本核心刊物所有的版面都拿给研究生发表尚且不够,何况还有许多该领域的副教授、教授、专家权威们需要等着发表若干数量的论文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该领域的知名度,晋升职称,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少研究生没有办法只能花钱买版面。这个市场的形成对于学术腐败而言更是推波助澜。

质疑教育产业化

自从高校开始扩招,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进入大批量生产,学生质量急速下滑。虽然学术腐败并不是始于教育的产业化,但教育产业化确是学术腐败的一剂"强心剂"。20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许多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那时博士的质量也是很高的,80年代的博士多数已经处于学科的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就已是该行的权威。但到90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质量便开始下降。

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它首先是一种短期经济行为,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们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不得不以本科生来充实教师队伍。高昂的学费和严峻的就业形势,成为了学生在校期间沉重的负担,学生再也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到大四,课堂上就剩下没有几个人。至于毕业论文只能是草草应付。对此很多老师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无可奈何。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的大学里,指导五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就已经十分少见了,指导十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屈指可数,指导二十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属于凤毛麟角。

可在中国,指导五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比比皆是,指导十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层出不穷,指导二十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屡见不鲜,据说还有指导五十个、六十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这些教授,不要说水平之低劣让人不敢相信,即使有几个具有一定水平的,也难有如此多的精力在自己创新科研之外指导数目众多的学生。

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缺位

监督和惩罚机制的缺位也是我国学术腐败未能得到遏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现在只有一个受理院士学术腐败的投诉处理机构即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实际上道德建设委员会并没有行政权力来实施处罚,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其接受投诉后至多是向公众交代一下调查结果,往往还是语焉不详。不用说惩罚了,公布被调查者的姓名都很难。弄虚作假在世界上并不少见,哈佛大学有,耶鲁大学有,斯坦福大学也有。但这些大学都知道,处理这类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慎重和自重,自己避嫌,由外界人士来调查,才有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处理。

可在中国,一旦有教授弄虚作假东窗事发,马上就会有学校出面用学校的名誉来为个人行为担保、辩解和开脱罪责。即使被揭发出来往往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术腐败投入少,产出大,难怪人人趋之若骛。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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