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学术是学术行政化的一个恶果

漱石

作者：尤学工

据说，近年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看到这一消息，我不知该喜还是忧。我只知道，中国还远未获得与这一名位相匹配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肯定有人对这个世界第二沾沾自喜，但我耳边响起的，却是钱学森提出的那个世纪之问——为什么中国现在出不了大师？

中国也曾有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大师的出现，固然有天才的因素，却也离不开培育大师的土壤，那就是学术生态。而一个时代的学术生态，不仅影响到学风，而且与世风关系莫大。所以，学术生态的优劣，实在是一个关系人心士气的大问题，不能不加以重视。毋庸讳言，当前的学术生态不容乐观，甚至有进一步恶化之虞。究其因，泛滥于各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量化学术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量化学术，主要是指过度根据学术成果数量和所发刊物级别来衡量和评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若以成果数量论，陈寅恪恐怕无法就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因为他受邀时成果数量并不多，但梁启超愿以自己的等身著作相保而极言力荐，可见梁先生还是重质不重量的。这就是说，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并无必然联系，不能根据成果数量的多少来判定研究者的学术水平。若从刊物级别说，那些前辈大师恐怕更要不知所措了，因为那时的学术刊物只是刊布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而已，既无国家级、省部级和地方之别，也无权威、核心与非核心之分。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学术成果本身，而非学术成果的刊布途径。如果非要分个高低，那判别高低的标尺也是建立在学术界对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旨趣认同与否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如果一定要评定一个刊物的学术级别，那绝不能仅仅以该刊物的主办或编辑单位的行政级别为依据，而应以学术界对该刊物的学术评价为准绳。不应使学术标准让位于行政标准，更不应以刊物的行政级别去判定研究者的学术质量。

既然成果数量和刊物级别都无法真正有效地评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部门和管理者趋之若鹜呢？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管理者的方便。量化管理有它的长处，比如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可以发现某些问题的发展程度与趋势等等，这些优点自然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出了这个范围，结果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从学科领域说，量化方式比较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管理和评估，却很难适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我们很难想象通过文字数量来评定思想的价值。事实上，即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很难完全从量化的角度加以衡量。从基本定位说，量化只是教育与科研的管理方式之一，既不能代替其他的管理方式，更不能异化为学术评估标准。但是，有些管理者却有意扩大和延伸量化管理的适用范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长于量化管理而短于学术评估，但体制性因素却又使他们掌握着学术评估的大权，加之他们本身也未必愿意让渡手中的权力，于是他们只好选择用熟悉的方式来处理不熟悉的问题，量化学术这种特殊形态就破茧而出了。就此而言，量化学术正是教育和学术行政化的一个恶果。

量化学术对学术生态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学术主导权被一帮痴迷数字的管理者把持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都只能被迫蜷缩在角落里喘息，真正的学术精神被吞噬了。当学者们被驱使着追求学术成果的“高产卫星”时，当那些学术刊物的主编和青年编辑们被众星捧月时，我们分明感受到学术资源被异化为学术权力的可怕与可悲。数字的追求挤压了思索的时间和空间，数字的压力使人们再也难以在冷板凳上安坐，纷纷起而追求“短、平、快”，甚至抄袭、剽窃，学术腐败盛行。还有大量无效却可换来名利的重复或低水平研究，扼杀了创新的精神，使得学风为之败坏。这种“学术大跃进”，看起来热闹，但其中的泡沫恐怕比当今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还要大。房地产泡沫破灭了，数十年后经济尚可恢复，然而学术精神湮灭了，民族文化之根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影响所及就不止一两代人了。

要培育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和创造能力，使民族文化之树茁壮生长，就必须改变量化学术主导学术发展的局面，重建良好的学术生态。请尊重学术规律，将学术权力还给学者，用科学的方法和发展的眼光来管理学术。让量化学术离我们远一些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