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认识中的四大误区

漱石

作者：周祥森

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是从宽泛意义上使用的，即凡是与学术有关的批评活动，例如对高等教育部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以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活动，均被包含在"学术批评"范畴之内。

学术批评之于学术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乃至整个学术界，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学术批评的发展之路却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这不免令人深感困惑。学术批评事业的发展充满着艰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对此我曾经有所论述），如社会的、时代的、体制的原因，也有批评者自身方面的原因，如有的学术批评者并没有把学术批评当作学问来做，敷衍塞责，导致学术批评本身显得很不严肃，从而让人看轻。除这些因素之外，我认为，与相当一部分学人在学术批评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有密切的联系。

一、误区之一：学术批评成果不具有学术性

关于学术批评的认识误区，其实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只不过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误区"的高度来重视。就我阅读所及，多年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学术批评的青年学者杨玉圣先生在一些评论中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在他的首部文集《美国历史散论》的"后记"中，他指出："不少人对书评尚缺乏应有的尊重，也谈不上理解。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唯有所谓的'论文'才算'成果'，书评则不然。写了书评，更不用说多写几则书评，即未免这样或那样的议论，似乎不务正业什么的。"[1]后来，他在《学术书评与世界史学科建设》一文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以我国的历史学界为例……学者专家们一般不把书评视作正经学业……并非个别的专家教授还往往情不自禁地对书评作者说三道四，似乎写书评就不是'做学问'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旁门别道'甚至有几分'见不得人'的色彩。"[2]书评是学术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学术批评缺乏应有的尊重，认为学术批评成果（著作、文章）不具有学术性，这可以说是学术批评认识上的第一个误区，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认识误区。这种认识误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前局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先生尖锐地指出：是一种"偏见"。[3]

由于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目前，除了出版编辑系列的人员在评定职称时规定学术批评著作或文章可以与编辑学专业学术著作或论文参照对待外，高校教师职称系列的教学科研工作者在评定职称时一般不能用作参评的依据。诚如玉圣先生所说：“评职称（像副教授、教授之类），书评——哪怕是像模像样的学术书评——往往不算‘学术成果’，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灰溜溜的。”[4]

二、误区之二：学术批评是为了追名逐利

从一些学术网站论坛的帖子和跟帖中，不难发现，在一部分学人心目中，学术批评者搞学术批评，是为了谋求个人名利。这种认识误区的产生，可能与被批评者的"身份"、"地位"有关。在已经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出来的学术腐败事件中，当事者大多是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或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拥有种种光辉称号的"人才"、博导，或是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为奋斗目标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学。而批评者中，尽管也有在某一学术领域功成名就的学者甚至是学界耆宿，但也有一部分是人微言轻、名不见经传或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网络媒体中，这类批评者更多，且往往是无名（不署真实姓名）小卒。前者搞学术批评，多为偶尔为之；后者不乏致力于此项学术事业者，然大多也是客串，但他们常发表些或长或短（甚至三言两语）的评论文字，在第四媒体上尤为活跃。有的人士"最近在'批评'的大狂潮中也开始研究（批评）这门学问"时，眼睛便只盯着后者，而看不到前者。特别是，把后者与学术腐败事件中的当事者两相比照，于是惊喜得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匆匆忙忙地向世人宣布其所谓的"研究心得"："进攻以选择名人为佳，指出名人的毛病一则可显得自己比名人高明，二者也可沾点名人的名气。所以现在总的趋势是非名人'批评'名人，批着批着自己也成了名人。"[6]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只要不做诛心之论，不闭着眼睛说瞎话，就可以发现，真正有威力的学术批评，一桩桩重大学术腐败事件的揭批者，并非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他们都是已经功成名就或在某一学术畛域有相当建树的学者，尽管他们当中不乏青年学者。就我所知，学术批评界不乏颇有声望的年长学者如伍杰、于光远、伍铁平、刘绪贻、徐庆凯先生，以及个别人士颇不以为然的黄安年、倪乐雄等教授，在各自的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均有突出的学术成就；中青年一代学者中，如葛剑雄、曹树基、张曙光（经济学）、邓正来、钱乘旦、杨玉圣、段晓英、张伟然、李剑鸣、孙周兴等人，也皆为其所在专业学术领域中的专家和活跃人物。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不是靠学术批评才扬名立业的，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也不体现在学术批评领域。如果说他们从学术批评中获得了什么“名”，那么，这个“名”不是别的，而是“骂名”、“恶名”——在媒体上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为"学术警察"、“学术宪兵”，在学人私下议论中则还有称其为"刺头"的。

从“利”的角度来说，他们之写学术批评文章，或许能拿到低得不能再低的微薄稿酬（如果在第三媒体——纸介出版物——中发表），但除此之外，可谓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倒贴。这方面的事例，只要看一看玉圣先生的《学术腐败、学术打假与学术批评》所举的伍铁平先生赔钱两万多元的事，[5]就知道了。当然，像伍铁平先生这样的遭遇毕竟只具有典型意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不能从学术批评中"赢利"，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他们的学术批评成果，在评定职称时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更难以获什么奖。即便是出版编辑界（如笔者），评定职称时，主要的依据亦还是"专业论文（或著作）"——若学术期刊编辑，则中国史编辑必须有中国史方面的学术论文或著作，诸如此类，学术批评文章只是一种在缺乏专业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依据。另一方面，学术批评者为了完成某项具体的学术批评工作，他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可以从单位图书馆借阅，或者自己掏钱购买。在书价腾贵、图书出版品种数量不断上升、而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购经费无形中日益削减的今天，许多新版图书在图书馆见不到。学者欲先睹为快，就必须自己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稿酬往往不抵购书的花销。无论是何种情况，他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学术批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时间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而且是无可挽回、无法用金钱来比量的无形的损失。"[7]

更有一种情况，即学术批评者中，有不少批评者为了确保论证的真实可信性，往往以自己所在单位发生的事情或存在的问题为具体的例证，指证某种学术腐败现象。例如，黄安年先生关于高校管理体制种种弊端的评论[详见"学术批评网"（http://www.cacriticism.com）《黄安年集》中收录的有关文章]，邓晓芒等教授对湖北省社科成果评奖事件中的学术腐败的揭露[见"学术批评网"《邓晓芒集》；并见邓晓芒、赵林、彭富春：《是可忍 孰不可忍——评湖北省社科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博览群书》2001年第5期]，曲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张颂之先生在《学界腐败现象扫描》一文中对其所在学校在迎接有关部门"校园文明"检查时所做的种种近乎荒唐的做法的鞭笞（http://www.cacriticism.com，2001-06-02），于阗先生在《学术公正何在？》一文中对其所在学院职称评定过程中严重不公正现象的批判和近乎指名道姓地对"那位弄虚作假、不学无术的'教授'"的无情挞伐（http://www.cacriticism.com，2001-06-02）。这些学术批评，对批评者来说能获得什么"名"和"利"呢？黄安年先生已经退休，学校可能奈何不着他。但邓晓芒、张颂之、于阗等人则都是在岗人员，他们这样做很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称升迁（我注意到了张颂之先生目前还只是副研究员职称）、学术成果评奖或继续做博导之路。如果以"名利"为权重，实际上，于他们的个人前途、生存处境而言，是有害而无益。这不仅不是在"追逐名利"，而且是在牺牲自己。然而，正是从这些学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学者的良心和正义感"，他们的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可贵精神，也看到了"学术的良知"。[8]"名利"之说，实可休矣。

三、误区之三：搞学术批评是别有用心

如果说"追逐名利"之说是从批评动机角度得出的错误认识，那么，"批评心理学家"则从批评者的批评心理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得出了同样是错误的结论：批评者今天批评此人、明天批评彼人，今天揭这个学校的丑、明天露那个学校的短，是"别有用心"。这是对学术批评的认识的又一误区。

一提到学术批评，就把它与"别有用心"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方式，在我看来是值得推敲的。之所以认为批评者是"别有用心"，其实暗含这样的预设：批评者可以从批评中获得某种现实的利益。实际上，这个预设是不成立的。如上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批评者不仅从批评中得不到丝毫的利益，更不可能从被批评者那里得到任何好处，相反需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打击以至报复，或者是经受让人"心力交瘁"的官司的折磨（如伍铁平先生）。套用伍杰先生关于书评难的一句话："难矣哉，学术批评；学术批评是一件苦差事。"[9]借用玉圣先生的话说：学术批评"不仅是'傻瓜的事业'，而且是'惹祸的勾当'"。[10]

如果说学术批评者是"别有用心"，那么此"心"非他，而是学术之"公心"，即维护学术之尊严和纯洁，推动中国学术沿着健康、科学的轨道朝前发展。

前段时间，有几所高校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一些学术网站或文化网站上屡屡遭到批评。有不少人士出于维护这几所"名校"（或母校）的声誉，愤愤然质疑批评者：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那么多，学术腐败现象所在即有，为什么专挑这几所高校批？并据以指责批评者如此作为是居心不良。那么，究竟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

上述质疑者提出的质疑，看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细细思量又很正常。第一，因为它们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其所作所为自然要比一般的院校引人注目。第二，因为它们处在排头兵或某些人士所说的"领头羊"地位，所以它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性，能够起榜样的作用。第三，因为它们是国家财政扶持的重点对象，又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高水平大学"，作为纳税人，人们有理由关心自己的钱花在这些学校身上是否值得；作为有良知的、深切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教育工作者，人们有理由关心它们的成长：究竟能否成为令国人骄傲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何况，教育是全民的大事，这些学校又寄托着人们的殷切期望。

在批评者中，尽管有这些学校内部的人士，而更多的却是这些学校之外的人士，且大多是一般院校的。对于前者，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他们胆敢站出来对自己所在的学校提出批评，这种勇气和精神就值得称道。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对这些学校提出批评，并不能使国家垂青于他们所在的学校，也不可能提高他们所在学校的档次。因此，他们的行为更值得赞誉。

事实上，与其说是因为这些高校"木秀于林"而招徕各种非议，毋宁说是因为它们自身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内部派系矛盾尖锐复杂，以致公开化，各路人马杀到了网络平台上，互相口诛笔伐，秽语四出，大打出手；名教授抄袭、剽窃，与一般院校的学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学术腐败事件的当事者过于宽容。诸如此类，都有损"名校"之声誉，名实不相符，与它们正在进行的努力也背道而驰。

此外，就是人们爱之才会恨之，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批评者对这些学校的批评，其实与这些学校中学者们的另一种自我批评方式，出发点或目的是一致的。例如，北大、清华。我们不时可以读到北大人怀念蔡元培、胡适之时代的老北大，清华人怀念梅贻琦、王国维、陈寅恪时代的水木清华的文章。这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念，反映了什么？难道不正是对现在的北大、清华的失望与不满吗？难道不正是感到有某种失落吗？向往逝去的美好时光，就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无声的批判。难道说"北大人"、"清华人"的这种自我批评也是"别有用心"吗？与直截了当、锋芒毕露地揭露这些学校的学术腐败现象或丑行相比，"北大人"、"清华人"的批评方式只是显得更加含蓄罢了。

所以，无论是外人批评"名校"，还是其内部人士自我批评，都在于希望它们能不负众望，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或"世界高水平的大学"。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实际上是把中国高等教育和净化学术界的希望寄托在这几所大学身上了。惟其如此，才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大学出现令人失望的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事情）。一般的院校，学者们是不会去投注那么多热情去关心的，就像国家重点扶持对象轮不到它们一样。

四、误区之四："圣人"或"神"才有资格做学术批评

最近，在如何看待学术批评问题上，有一种议论，认为："任何人的锦绣文章找些问题总能办到，即使是批评者的大作也不例外。有人不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找到几百条'错'吗？若让他编课本大概也好不多少。'扯大旗'的关键是要大声疾呼，以耸动视听为原则。"[11]

这三句话中，第一句没有错。只有是人，就总会犯错。即便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甚至"玉帝老二"也有犯错的时候（读一读《西游记》就不难知道），古希腊的神更是和人没有两样。正是因为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犯错，所以就需要有人为其指出错误，帮助改正错误。在这种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过程中，人们——无论犯错者还是纠错者——不断改造自己，磨练自己，提高自己，"日新又新"。学术活动亦然。否则，学术也就没有了生气，没有了生命力。因此，这不仅不能构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而且恰恰是学术批评存在的理由。

问题出在后两句。第二句话实际上隐含着学术批评者的批评资格问题。所以我把它作为这段话的核心。按我的理解，论者要求于批评者的资格条件是：批评者自己必须能够拿出无可挑剔的学术成果，如果其学术成果也总是能够让人找出问题来，那么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

在这个世界上，庶几能够到达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之境界的，恐怕惟有"神"；降而求其次，"圣人"庶几也可算上。在中国，被誉为"圣人"的，文有孔子，武有关羽。可是，他们都不可能从冥府出来评论今人的学术和学界情状了，何况他们也并非真的就尽善矣又尽美矣。"神"则是子虚乌有的神话虚构。而凡人，有七情六欲，对事物的认识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更有一个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过程，主体意识结构尤其是知识结构永无系统完善至网罗一切之地步，因此就不可能不出错，其学术著述中就不可能不存在问题。鉴此，这种认识误区，不妨称为：惟有"圣人"或"神"才有资格做学术批评。

这种认识误区的产生，在我看来，主要缘于对学术批评活动的特性缺乏全面的了解。从严格意义上讲，学术批评是一种理论活动，是把感性现象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工作。就笔者所在的历史学界来说，批评家并不一定要在具体某一历史研究领域高于著作家，"批评家之所以为批评家，批评家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比著作家、（一般）读者都站得高些，看问题比较深远、透彻；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他的理论修养。理论修养包括对一般历史观点的掌握、领悟与对史学问题提出、研究、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前者指的是历史观……后者指的（是）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12]史学批评如此，其他学科的学术批评，甚至是对学界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亦然。大凡在学术批评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学者，不仅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而且都十分注重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事实上，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批评，从完整意义上讲，其核心不外乎两个部分：叙述现象，阐释现象。前者所着重依赖的是批评者的学术功底，例如要一条一条列出批评对象存在的错误史实，没有相当的专业学术功底是断难做到的；后者所倚重的是批评者的理论修养和理论认识能力。只陈述现象而不从理论上予以深入的分析说明，这种学术批评只做了基础的一步：为他人做进一步的分析搜集素材，提供坯料。现实中，叙述与阐释绝非是一剖两爿的，而仅仅是表现为有的人侧重于叙述，有的人侧重于阐释。

这就不难看出，把学术批评当作是"圣人"或"神"才有资格从事的事业，其盲区在于只知有"叙述"而不知有"阐释"。

最后一句，也有问题。上述论者经过"研究"归纳出来的这条所谓"扯大旗""原则"，事实上不宜用来指称批评者，相反非常适宜于被批评者。从媒体报道出来的案例看，"大声疾呼"、"耸动视听"的，是学术腐败事件中的当事人。例如，把自己的"成果"冠上"最……"、"第一……"，甚至是"前无古人，世界第一"；声称"突破……"，"对……作出巨大贡献"，"填补……空白"。如此等等，在学术著作的"前言"或"序言"或"后记"以及在媒体宣传和"栽花"样式的八股书评中，经常可以读到，甚至是对这种现象深感痛绝、无情挞伐者，亦未能免俗。与被批评者严重脱离实际的自吹自擂不同，批评者的指证大都是言之凿凿，有根有据，举出的条条事实，有如板上钉钉。这样的学术批评，何"大声疾呼"、"耸动视听"之有？如果他们呼吁学术界或有关部门正视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问题，则"大声疾呼"，又有何妨？

不知肇始于何时，国人欲成某件大事，总喜欢首先开展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清除思想障碍，名之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统一认识"，云云。此方若果真神验，则吾亦不妨在此振臂"大声疾呼"一声，权充是一支铜质的音乐：让我们清除四大认识误区，转换脑筋，统一思想，把伟大的学术批评事业从胜利推向前进！



【注释】
[1] 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
[2] [4] 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3] 参见杨玉圣：《为书评声辩》，《学术批评丛稿》，第63页。
[5] [7] [8] 杨玉圣：《学术腐败、学术打假与学术批评》，"学术批评网"http://www.cacriticism.com,2001-04-21；《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6] [11] 薛恒：《"扯大旗"有大学问》，学术批评网“网友论坛”（http://www.cacriticism.com），2001-05-29。
[9] 伍杰先生的原话是："难矣哉，书评"；"写书评是一件苦差事。"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第63页。
[10] 杨玉圣：《学术批评的精神》，《学术批评丛稿》，第59页。
[12] 李振宏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0页。

（原载：学术批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