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荒腔走板的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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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研究生和导师的冲突越演越烈。《中国青年报》日前发表文章，讲述一名名校女博士被导师要求赔偿10万元项目损失费，才能毕业。而此前，有研究生发帖称，没帮导师做完事不给毕业。

有不少论者把这归责为研究生导师制，认为导师的权力太大，可以决定学生的毕业“生死”，导致了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导师成为“老板”、“恶霸地主”，学生则成为“打工仔”、“长工”。进而呼吁建立制约导师权力的机制。

我国的“导师制”，从字面上看，与国外大学并无二致，然而，在实质内容上，其实与国外大学有很大差异，而造成导师制差异的，是导师该拥有的权利没有，却拥有不该拥有的权力。最终，导师制荒腔走板。

作为导师，应该拥有的权利，包括招生自主权，教育自主权，学术管理权。现实之中，这些权利，几乎没有导师拥有。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包括博士生招生），都是要通过统一的笔试（博士入学考试由学校举行），只有笔试成绩达到一定要求（包括单科也不得低于规定的分数要求），才能进入面试。硕士招生，是在报考时不选导师，而是在入学之后再选导师的；博士招生，导师组织学生的面试，虽然最终由“笔试+面试”成绩进行录取，但导师不录取笔试第一的学生，近年来总是引起各种争议。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导师的教育自主空间有限，学生必须按规定上完相应学分的课程，同时被要求在求学期间，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论文，就算是导师觉得某些课程完全没有上的必要，也不需要撰写什么核心期刊论文，但只能遵守学校规定。至于学术管理权，没有行政头衔的教授，几乎没有发言权，获得课题、经费很难。有意思的是，难以获得课题的教授，在研究生导师资助制的政策中，却被要求必须有课题才能招学生，这要求导师必须想方设法，或去申请政府课题，或低声下气去讨横向课题（企业或社会机构课题）。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的导师已经在学生面前“作威作福”，如果再给导师上述权利，那他们不更无法无天。这是按照现行学校管理制度推论的结果——目前的学校管理中，导师的上述权利很不充分，而与此同时，导师某些方面的权力，却也极大。比如，导师使用学生的权力。在世界一流大学，学生是不能被导师作为“打工仔”为自己干私活的——导师交代给学生的事务，必须与攻读学位相关，如果不相关，一方面学生可以拒绝，甚至可以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导师必须按照聘用正式员工一样支付薪酬，而在我们这里，学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即使不满，却也没有申诉的渠道；再比如，导师的不端行为被无限保护，几乎享有“豁免权”。而同样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有按照学术规范运作的学术共同体（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这一共同体既主张教授的权利，同时，也会对教授的学术不端进行严格的处理。可在我们这里，学术共同体并不存在，教授在没有权利的同时，也无责任与担当，教育与学术上的不端行为，被一再纵容。

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不对教育质量负责、不对学术声誉负责，虽是导师制，导师却基本没权利，也就基本不负责（招生质量已经有学校笔试把关，导师可以不负责；培养质量也已经有有关课程和发表论文要求把关，导师也不负责），导师也就根本不关心学生的培养质量，而是在自己可以运作的空间中，把教育与学术作为利益工具，学生成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几乎成为必然。或者说，学生是很多“导师”在学校中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把这一“资源”用好，自己才可能获得好的福利待遇，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成果”。教育成为利益循环，而非人才培养循环。

在笔者看来，我国应建立真正意义的、完备的导师制，赋予导师充分的权利，同时明确导师的责任。事实上，当权利明晰，导师的责任也就明晰了，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才会凸现，才会被尊重，这才是导师制的灵魂所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