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晖：“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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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剑峰

“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完全不同”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这已经几乎成了全世界华人学者圈无法回避的话题，学者们对该事件的态度也异常分裂，而相当多学者对汪晖的不满之处是他不愿意公开出来回应甚至辩护——特别是当朱学勤高调回应自己涉嫌抄袭事件后。汪晖昨天最终还是通过媒体回应了这场风波，尽管选择的是境外媒体采访。在采访中，汪晖坚持认为，《反抗绝望》中出现的“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关于涉嫌抄袭  “将有专门的调查报告”

几个月来，外界始终认为汪晖和有关校方在回避这一事件。但在昨天的境外媒体报道中，汪晖首先表态，“关于对我的所谓‘抄袭’的批评，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来。”汪晖不认为自己的不回应是在逃避，他表示，“这类问题在媒体中很难说明，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澄清，作者个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由于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从当时的学术规范出发研究相关的例证，才能全面客观地说明问题。4月回国后，我将相关资料交给专门研究和处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机构进行研究。我觉得只有对相关法律、规章进行研究，对具体指控进行核实，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相对于之前朱学勤借助媒体高调回应，汪晖显然选择了另外一种策略，尽管这一策略会被人诟病“不透明”。

对于来自很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汪晖也并不回避，甚至予以一定的反驳。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我至今没有看到对于捏造事实或掩盖证据等行为的严肃批评——如果一个社会容忍这样的行为，将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很大伤害。”对于挑起论争的《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他也毫不回避地指责，“在发表这类文章时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对于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通过媒体对汪晖的批评，汪晖表示，“林毓生先生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实的例证作为指控的根据，就不合乎规范。他对我的思想观点展开批评，我也很欢迎，但他既没有引证，也没有上下文的关联，近于无的放矢。以这种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发言除了起到‘动员’作用外，很难引起有意义的争论。”此外，汪晖也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国内某些媒体，“如果媒体工作者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这里所指的“社会动员”，其中之一就是“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该信被许多人认为是出自某媒体编辑的动员。

关于学术规范  “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

在接受采访中，汪晖重点表达了跟自己有关的所谓学术规范问题。汪晖认为，判定自己是否涉嫌抄袭，“首先是要认定抄袭的标准，其次是要认定抄袭的事实；前者需要研究相关的规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为据，详细比对和研究各条指控。很不幸，虽然媒体就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累积了数十万字，但在抄袭标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讨论却很少见。”对于引出涉嫌抄袭一事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汪晖辩护说，“就像许多著作一样，存在一些缺点、疏漏，有些是当时的学术和出版惯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订和写作中的问题，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纠正；重版过程中，由于校订不细，还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脱注现象。”他认为，“这些疏失与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事实上，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在学术界产生的观点分裂，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规范问题。汪晖认为，离开历史的脉络和学科格局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规范对以往的论著加以判断往往会造成很大问题。“以注释的体例而言，不同的领域与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惯例，引注的严格性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历史条件的约束和一些出版惯例。（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有学术规范的，但由于时代不同，整个学术风格与今天不一样。这只要拿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与今天的著作做个对比就很容易了解。”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人文社科界就有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汪晖在采访中也提到，中国对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始于20年前《学人》丛刊创刊之际，而他本人也是那场讨论的亲历者和推动者。而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者杨念群也特别提到，19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该讨论后来又归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当时把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两者之间对立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规范化，是西方意义的规范？还是中国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学术的积累和精华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杨念群说，“当年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其实忽略了一点，大家集中谈什么是规范化，忽略了中国学术本土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全球化了，你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定义本土化，还是在不规范的意义上定位本土化？这两者本身已经形成了矛盾，这个矛盾没法解决，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伪命题。”在他看来，这段时间以来针对汪晖事件的讨论就是一个所谓伪规范化的问题，“还在纠缠于1990年代非常过时的伪规范化的问题，而汪晖所有大的思考问题全被遮蔽掉，这是中国学术非常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