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高教名师”的炮制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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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一中（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




今年教师节前，教育部公布了2009年评出的百名高教名师，舆论反映激烈；因为“经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凤凰教育 > 新闻 2009年09月11日 09:05 来源：长江日报）。其实，这些“长们”当名师的现象，早在2003年第一批百名高教名师中就已大量存在了。

所谓高校名师，本来是指一些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以自己的高尚师德与丰厚学养赢得了广大学生、学术同行乃至社会的高度评价，因而具有崇高声望的高校教师。他们的“名”是自然获得的，不用官封，也非御赐。从这一意义上说，2003年开始的行政推选和命名“高教名师”之举，实在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因此也是反科学的，尽管首批百名名师中也不乏真正的名师，例如复旦大学的陆谷荪先生、上海音乐学院的俞丽娜女士，因为高校里谁没有用过陆谷荪先生编的《英汉大字典》，谁没有听过俞丽娜女士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呢？但通过行政管道来推举和命名高教名师，那就难免会有一些“长们”，即高校的教育官员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骗取名师头衔。本文试图通过 “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揭示假名师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同时也谈谈假名师对教育与社会的危害。

孙玉华是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2003 年起）。我国高校俄语专业的教师们在2003年前大多不注意她，因为她作为教师在俄语学术界没有什么影响。2003年，她突然成了教育部首批百名高教名师之一，人们开始对她有了议论。一些资深俄语教授甚至表示：即使在全国高校选一百名优秀俄语教师，那也轮不到孙玉华。

孙的高教名师的称号是怎样获得的？

现在的各种评选活动，潜规则太多。教育界也未能免俗。但潜规则都是在幕后运动，暗箱操作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网站上发布的孙玉华的“教学名师奖获奖者个人详情”的“简介”（见：“2003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名师奖主页＞教学名师奖获奖者＞个人详情”〈以下简称“简介” 〉，http://msj.hep.com.cn/jsp/infoview/briefIntro.jsp?sn=112）和“高教名师”申请表（见：“2003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名师奖主页＞教学名师奖获奖者＞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http://msj.hep.com.cn/jsp/infoview/jbqk.jsp?sn=112 ）中可以看出，孙的“教学名师”称号是靠着一份浮夸、造假的材料骗取的。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孙
的“简介”及“申请表”吧。

一.基本情况造假

即使不具备专业知识，稍微认真一点的读者都可以发现，在“简介”中和“申请表”的“申请人基本情况”中，有一处明显是伪造的，两处是令人怀疑的。

明显伪造的是：“申请表”中说，“1980年9月—1981年8月”孙在“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班”学习“俄罗斯文学”；而“简介”中则说，孙 “1980年9月 — 1982年7月赴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攻读俄罗斯文学专业”；（孙在北大“意念”攻读的时间延长了将近一年！大概孙觉得，这样才更像正儿八经读研究生班吧？）

然而，我问过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几届负责人，他们都说，北京大学自1980年以来从未办过什么“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班”，孙玉华只是在1980年9月—1981年7月在俄语系旁听过该系文学研究生的课而已。

令人怀疑的两处之一是：从“申请表”中我们看不到孙有任何哲学专业的学术经历。她的“哲学博士”称号是怎么得到的呢？

令人怀疑的两处之二是：“申请表”中说，“1997年9月—2000年11月”孙在“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简介”中说，“1997年9月—2000年7月于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人们怀疑的原因是，既然孙那段时间“于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学习”，那么这里的记述就和后面“申请人教学工作情况”中关于孙这一时段在国内上课的情况相矛盾了。于是就牵出了另一个问题——

二. 教学情况造假

在 “申请表”的“申请人教学工作情况”中说，“1999年9月—2000年7月”和“2000年9月—2001年7月”孙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主讲（注意：是主讲！）“高级俄语综合课”，其“本人授课学时”达128学时。此外，她在“2000-2003”年间还担任着“研究生98-02级” 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研读”的教授工作，在“1999-2001”年间还担任着“研究生98-99级”的“俄罗斯文学史”的教授工作。

人们自然要怀疑：难道俄国高校里也有中国特色的专供权贵们通过“在职研究生学历”获取“博士学位”的机制？孙那段时间到底是在俄罗斯“攻读学位”，还是在大连上她的课呢？（难道分身有术？）二者必有其一是伪造的。

三.科研情况造假

“申请表”中“申请人科研情况”更是暴露出孙在科研方面的诸多谎言。

首先，其中的“科研简况”栏显示出孙对俄语专业的科研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常识是，一个高校专业包括有几个甚至更多的研究方向。某一专业的学者固然要有对该专业总体情况的全面把握，但他的研究方向一般来说却总是集中在该专业的某一两个固定的方向上。我们知道的俄语专业的名师们（同行师生与社会上公认的，而不是最近几年教育部命名的）几乎都是集中自己毕生精力于本专业的一两个方向上的。如曹靖华先生之于俄罗斯文学，胡孟浩先生之于俄语语言学，吴克礼先生之于俄汉翻译研究。孙自称其“主要科研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3），主要研究方向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代表性论文8篇；第二阶段（1994-1997）：主要科研兴趣是俄汉词典编撰学，代表著（原文如此！）《俄汉外经外贸词典》、《旅居俄罗斯》、《俄汉实用大词典》等；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项4项；第三阶段(1998-2003): 在系统掌握俄罗斯文学、俄语语言学的基础上，主要科研兴趣集中在俄语教学法方面。以俄罗斯文学篇章为语料，以俄语语言学为基石，探讨如何优化高年级俄语综合课。第三阶段的科研成果最为丰富，出版教学法专著2部，撰写论文18篇。”尽管孙在这里自吹自擂，但严肃的学界同行一下子就可看出，她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十几年间在自己学科的几个方向上游动，只能说她在学术上是长期找不到北和术业无专攻而已。

“科研简况”除了说明她对俄语专业科研工作的不正确理解外，还包含着她的两处疑似造假：第一、她说，她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项4项”，然而在“申请表”的附件“获奖证书”（封面复印材料）却提供不出一件省部级以上科研奖的证书；第二、她说，她在第三阶段“出版教学法专著2部”，然而在“申请表”的附件“发表著作全图”里却只有一本可以算是教学法专著的俄文书，另一本俄语书是《俄语练习册（中国俄语专业学生用）》，这显然不是专著。（关于获奖证书的造假下面还将谈到）
　　
其次，“总汇”栏严重造假。孙自称，她的“获奖成果共12项”，其中“省部级8项”。 但是在孙的“申请表”的附件“获奖证书”中，我们找不到一件省部级科研奖的证书，而只看到有下列文件：“1995年全国优秀教师奖章”的证书、“大连市优秀专家证书”、“辽宁省优秀教师证书”、 一份影印得不清楚的“教育++局函件”和“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改革研究与改革子课题立项项目”（即孙的“俄语教学法”的“立项通知”。）、2000年“辽宁省高校外语教学委员会证书”、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6年“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颁奖证书”（真正算得上是科研奖的仅此一项，而且也只是校级的，本校的。）、“2001年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秘书处”的证书、1995年辽宁省政府的劳动模范证书。

看得出，孙实在拿不出一份省部级科研成果奖的证书，因此她连本校的科研奖都拿出来充数了，怎么会留着省部级科研奖证书不想示人吗？另外，一个高校教师的智商与道德低到把行政奖证书，甚至行政与党务文件用来充作“获省部级科研奖”的证书，那他又怎么配得上“高教教学名师”的称号呢！

再次， “目前承担的主要项目”栏严重造假。孙称，她“目前承担项目共6项”，其中“国家项目2项”、“省部项目4项”。 事实上，她在“申请表”中填写的“教育部高教司”立项的“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 俄语教学法”也只是司级项目，而来自“国际合作项目”的“国家项目2项”——《语言文化学纲要》《俄语功能语法》则纯属子虚乌有。她是想用她与某些俄国学者的个人合作项目混淆视听，冒充“国家项目”。其逻辑似乎是：既然她和俄国学者分属两个国家，那他们的合作项目就是“国际合作项目”了，那又怎么能不是 “国家级”的呢？说个“世界级”也未尝不可。作为大学校长，孙不可能不知道，所谓某一级别的科研项目是要经该级别的科研管理部门确认并发文的。孙是在用谎言忽悠人呢！

第四，“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获奖项目、论文、专著）”栏严重造假

在这一栏中，孙填报的三项中的两项 ——《旅居俄罗斯》和《俄语实践语法》——既不是获奖项目（未见获奖证书），也不是论文或专著，而只是编著，孙是主编之一。其中《旅居俄罗斯》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会话手册，《俄语实践语法》的水平平平，除了她任职的学校，几乎没有其他学校使用。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孙清楚知道编著与专著的区别。我们只能说，她又用偷换概念的方法造了一次假。

四. 学术水平不高（如果不是低下的话）

孙自称她在俄语语文研究的各个方向上“均有较多理论层面的思考”，“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见“申请表”)。但是，她的自我学术评价却与事实严重不符。

通过中文百度、谷歌与俄国的搜索引擎，我们能看到孙出席国内学术会议的消息，也能看到孙作为教育官员往来于国内外多所大学之间的消息，但看不到有什么人引用过孙的哪一篇学术文章或哪一本书，也不曾看见有什么人写过关于孙的哪一篇学术文章或哪一本书的评论，因此也就看不到孙“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消息。

在“申请人科研情况”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栏中的《试论篇章在俄语教学提高阶段的重要性》是大连外院学报里的一篇文章。而 “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栏（限填10篇）中，有2篇（这2篇中也包括了上面的《试论篇章在俄语教学提高阶段的重要性》。看得出孙是再拿不出10篇像样的文章来填满这一栏了，所以只得把上面那篇再填一次，以凑够10篇。）发表在大连外院学报上，4篇发表在国内的论文集中，2篇发表在国外的论文集中，2篇是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也就是说，按照当前国内高校科研统计的方法（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规矩，但它毕竟为高校科研管理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孙在2003年前的六七年间仅发表过2篇核心刊物的文章。而且她的所谓科研成果除了她自己的大连外院学报愿意刊登外，其他核心刊物似乎是很不情愿刊登的，如果不是根本没有刊登过的话。孙的学术水平之高低由此可见一斑。

不要说孙的“申请表”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所在学校的职能部门报上去的，也不要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孙只是一个“被申请人”。“申请表”中白纸黑字写着“申报学校负责人”孙玉华签署的意见：“经审核，孙玉华教授符合我省教学名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就是这样一份充满浮夸、明显造假的材料，居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于是，孙玉华就成了中国首批“百名高教名师”之一。一个假名师也就炮制出来了。

五、孙的造假得逞说明了什么？

孙院长造假得逞说明了什么？用某些人的习惯话语讲，孙的造假得逞并不说明评选“高教名师”的做法是错误的，这里固然有我们职能部门疏忽的因素，但主要的是她自己私心太重，利益当头，忘记了党的教导、人民的嘱托，以至犯了弄虚作假的错误。但我认为，深层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名师”的评选是一个纯粹的行政行为，在于目前我国高校体制的行政化。

放下高教名师评选的其他环节不说，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孙玉华这个“名师”从基层到省里的包装过程：孙填写了一份假话连篇、漏洞百出的申请表，她手下的“教务处”“负责人”表示同意，她自己再以“申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同意她自己的申报，再接下去就是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填写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意见”：“同意申报”。这里面没有一个环节有同行专家和学生的意见加入。也就是说，本来应当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的事情，全部由行政管理部门决定了，连科研成果奖也用形形色色的行政奖励甚至党代会的证书代替了。在官本位歪风肆虐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今日高校，哪个作为下级的教务处负责人会否定院长、校长们的报奖申请呢？哪个校长、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会愿意让自己学校、省市少一个获奖名额呢？下级在支持上级造假并获得名利后可以得到上级的重用和提拔，也即从上级的得利中分一杯羹；上级在容忍和鼓励下级造假后能在自己的政绩簿上填入新的光辉记录，为自己的晋升准备必需的筹码。有这样的行政利益共同体在运作，像孙玉华这样靠造假当上“教学名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样，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长们”当上“教学名师”也就算不得当代高校“目睹之怪现状”了。“长们”中的假名师也不会只是孙玉华这一个。因为行政系统做行政的事，那是干正事；行政系统去做学术的事，那是不务正业。指望不务正业者把事情办好，那是不可能的。克雷洛夫寓言说得好：“由厨师做鞋子，/ 或由鞋匠做蛋糕，/ 只会把事情弄糟。”

六、假名师的危害

假名师的出现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悲剧。它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本应在高校教学与科研中拥有决定性话语权的学术共同体已经被边缘化了。同时，它也暴露出我们的高教管理体系在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方面是多么的无能。就孙玉华这一个案而言，各级相关工作人员怎么就看不出上面列举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造假行为与漏洞呢？是那些工作人员弱智还是有什么潜规则在起作用？

但是，假名师的出现除了揭示出缺点之外，更可怕的是它已经并正在继续对我们的高校与整个学术界产生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名师当然是学生的经典榜样。我们可以想到，孙玉华的学生们会怀着怎样的崇敬心情来效仿孙玉华。但是以造假获名的孙玉华又能给学生以怎样的榜样呢？而她骗取名师称号的行为风格也一定会在她的教学活动与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让它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受这种浮夸、说谎的行为风格影响，学生们还会坚信知识是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获取的吗，还会坚信人生的成功应当依靠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吗？这个学校的工作还会有踏实认真可言吗？

教学名师应当是同行教师的榜样。但是，当同行教师们看到学术上平庸的孙玉华通过造假获取高教名师称号时，他们又将有何想法呢？他们中必定会有一批人被名利所诱惑，因效仿孙名师而不把精力放在钻研学术上，也去搞那些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的勾当，因为老话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何况这榜样还是国家级的呢！而更多的诚实的同行教师虽然不耻于学她的样子，却也会因孙被命名为名师这种不公正的行政行为而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大减，甚至心灰意冷。其结果是，学术共同体将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就是假名师对教师队伍的腐蚀与破坏作用。

假名师的危害还不止于此。自2003年以来，名师声誉使孙的学术造假行为如虎添翼，并因此产生了高利贷的“驴打滚”效果：她这名哲学博士挂靠在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当上了俄语教学法方向的“博导”，获得了辽宁省外国文学翻译奖，拿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外国文学研究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担任了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俄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出版了《俄语篇章教学论》《俄语阅读教程》《科技俄语教程》《俄语功能语法概论》《拉斯普京创作研究》等跨方向甚至跨专业的书，2008年她所在的小单位还申报了国家级教学团队……而这里面又充斥着多少虚假和谎言呀！

下面仅举三例说明。第一、孙2004年获辽宁省外国文学翻译奖的译著《兴安岭奏鸣曲》的扉页上写着“主编 李延龄；冯玉律 石国雄 孙玉华 徐振亚 译”。孙玉华在四位译者中排名第三，按照国内现行的著作报奖规则，可以报奖的只能是第一作者。且不说孙的译文总共只有85页，而冯玉律、石国雄、徐振亚等人的译文篇幅分别为145页、185页、138页，该书的译后记是石国雄写的。第二、在孙填报的《2008年国家级教学团队推荐表》（http://jxtd.zlgc.org/upload/20080709100858211.doc）中，孙除了继续称她曾在北大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班学习，后来在“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这一次却变成了学习“俄语教育学”。不过，人们不禁要问：“简介”里不是写明“获哲学博士学位”的吗？堂堂师范大学会没有教育学系，而要人去哲学系读俄语教育学？）外，还虚报她教的“高级俄语综合课”“2004、10”获得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奖（我和我身边的高校教师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国家精品课程”）。第三、仅凭8年前在论文集中发表过一篇论及拉斯普京的文章，孙就拿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拉斯普京创作研究”。（唯一可以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孙没有把关于她那来自“国际合作项目”的“国家项目2项”的谎言继续下去。）

这一切说明，由国家社科评审部门、社会学术团体、出版机构等所代表的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已经认可了孙假名师，并切实地帮助她做到了学术通吃。而孙贪婪攫取的正是没有官职的译者、不会造假的教师、没有“门路”的研究者、不掌握行政等诸多资源的诚实学者们应当得到的东西——社会的承认、尊重和实实在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支持。如果假名师现象得以蔓延，我们的学术界岂不将成为一个说谎者、造假者、投机钻营者的竞技场吗？学术界还会有什么学术可言？

从2003年至今已经过去六年了，在媒体上不曾见到过批评孙骗取名师称号和学术通吃劣行的只言片语，而学术上颇为平庸的孙假名师却在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方式指导着全国的俄语专业教学，乃至全国的外语专业教学。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高校俄语教师们与相关学术界的某种冷漠与麻木，尽管我国高校俄语界、外语界对孙的学术水平评价不高。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哀大莫过于心死”？然而在这种冷漠与麻木的气氛中我们既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世界一流的新一代俄语人才，也做不出什么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因为容忍学术造假本身已经意味着我们对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的背离。应当说，这才是假名师现象给我们教育造成的最大危害。

面对假名师们的学术通吃，我不由得想起了当代俄国作家维克多•佩列文的小说《昆虫的生活》中的蜣螂们：它们整天在粪堆里滚粪球，等到粪球滚得比它们自己都大时，它们酒把硕大的粪球当成了他们的“自我”，并把粪球推到前面，自己躲在它后面高喊：“看呀，这就是我！我多么伟大呀！”而不明就里的人们也往往真的把那个大粪球当成了小小的昆虫。想到这里，我实在无法容忍假名师用谎言制造的假名声粪球（当然，制造假名声粪球的材料不光是谎言，还有不诚实的“长们”手中的其它资源。）挑战诚实、善良、渴望公正的高校和学术界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良知。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我只是像安徒生那则著名童话里的小男孩一样喊出我看到的真相，以期引起人们对造成假名师通吃现象与学界冷漠、麻木气氛的机制的关注。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真正做到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而要做到这一点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毛泽东当年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有错必究。”

2009年11月12日于南京大学